省会城市首位度是衡量省域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对于国家中心城市郑州而言，如何在河南多中心发展格局下，既做强省会功能，又避免过度要素虹吸带来的区域发展矛盾，是当前区域发展实践中亟待破解的现实命题。过往讨论多聚焦郑州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短板，郑州提升城市首位度，是否只能走持续集聚要素的传统路径？依托数字经济塑造“平台型首位度”，能否走出一条不加剧资源虹吸、放大辐射带动效能的新路子？基于这一问题导向，结合郑州发展实际，谈几点思考与判断。

一、郑州提升首位度面临的是一个“两难”问题

郑州的经济首位度在“十四五”期间由21.5%回升至22.9%，2026年上半年达到23.2%，经济总量稳居北方省会城市第一。但放到全国看，22.9%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仅居第18位，与西安38.04%、成都36.60%、武汉35.34%相比差距明显，与经济总量1.52万亿元、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不相匹配。

我在学习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时曾提出一个判断：郑州的问题不是“虹吸过度”，而是“辐射不足”。今天想接着往下追问一步——如果症结确在辐射不足，那么提升首位度是否只有“继续集聚”这一条路？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河南是人口大省、工业大省，洛阳、南阳、周口、商丘等城市各有发展诉求。郑州若继续依靠行政与资源集聚做大规模，一方面物理空间、环境容量、公共服务承载力都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会不断放大“省会吸血”的舆论压力，抬升省域协同的成本。虹吸这条路的边际收益在下降，边际成本在上升。

真正的两难是：不虹吸，首位度上不去；继续虹吸，协同成本太高。那么，有没有一条既不加剧虹吸、又能提升首位度的路？我认为，数字经济提供了这种可能。

二、首位度的两种形成机制

（一）两个概念

首位度的形成机制区分为两类。“虹吸型首位度”以要素的物理集聚为支撑，用“占有资源的份额”来定义首位度：它是零和的，郑州多一分、兄弟城市就少一分；受距离衰减律支配，辐射半径大体止于1小时通勤圈；受腹地资源总量封顶，集聚到一定规模后，拥挤成本上升、规模不经济开始显现。

“平台型首位度”以能力的数字化输出为支撑，用“输出能力的份额”来定义首位度：它是正和的，底座越用越强、越用越值钱；数字服务的传输成本与距离弱相关，辐射半径可以直达全省乃至海外；平台具有网络效应，边际收益递增而非递减。

（二）三个机理

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实现机制转换，源于三个技术经济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一份算力、一组数据，郑州用了洛阳照样能用，且用的人越多价值越高，零和关系由此消解；二是距离不敏感——按《郑州市城市算力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郑州将构建“市内1毫秒、郑州—庆阳5毫秒、郑州—哈密20毫秒”的三级时延圈，服务半径不再由公里数决定，而由网络节点决定；三是边际收益递增——数字平台不存在传统集聚所面临的土地、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上限。

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首位度不必建立在“占有多少资源”之上，而可以建立在“输出多少能力”之上。我把后者称为“数字首位度”，即一个城市在算力供给、数据配置、平台服务等方面所占的份额。它可以在不转移兄弟城市资源的前提下提升，因而能够破解虹吸与辐射的两难。

三、郑州首位度的真实位置与结构性落差

（一）基准线与城市比较

先看基准线。国家数据局发布，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超过14.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10.5%以上；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达到12.5%。

再看城市比较。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杭州29.5%（增加值6780亿元，占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55.3%）、上海18%、成都15.3%（3788.6亿元，增长11%）、武汉14.6%（2024年）、西安9.28%（规上口径1290.26亿元）；郑州为12%左右（市“十五五”规划纲要2025年初步预计数），2030年目标15%左右。

（二）三点判断

第一，郑州并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需要纠正一个认识误区。12%左右高于全国10.5%的基准线约1.5个百分点，也高于西安9.28%。把郑州简单描述为“数字经济落后”，是不准确的。

第二，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先进城市队列中，郑州处于中下游：与杭州相差约17个百分点，低于成都3.3个百分点、武汉2.6个百分点。差距是结构性的——杭州有平台生态，成都有电子信息与软件产业集群，武汉有光电子与高校资源；郑州更多依托智能终端制造、传感器等硬件环节，软件与信息服务、平台型企业比重偏低。

第三，也是最值得警惕的：郑州存在“双重中位锁定”。经济首位度22.9%，居全国省会第18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比12%左右，居先进城市中下游。两个“中位”互为因果、相互强化——首位度不高，高端要素集聚不足，数字产业难以形成生态；数字产业不强，辐射手段有限，首位度难以提升。这是一种低水平均衡，靠常规增量难以打破。

（三）一个反向证据：数字要素正在自发向郑州集中

2025年郑州数字经济规模突破8000亿元，河南省全省预计突破2.2万亿元，郑州占全省比重约三分之一，明显高于其22.9%的GDP首位度。这说明数字要素向郑州集中的程度，已显著高于传统经济要素。这是因为算力中心、数据平台、网络枢纽具有强烈的集聚经济特征，且不受传统要素稀缺性的约束。

杭州是最有力的例证：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高达55.3%，远超其GDP占全省约24%的比重，数字集中度远超经济集中度。成都则是另一种典型——首位度36.60%高居全国前列，其高位集聚在相当程度上依托强省会战略下的资源集中，集聚效应显著，但也持续面临关于虹吸效应与区域平衡的讨论。

郑州既不能也不应复制成都路径（虹吸空间有限），也不可能复制杭州路径（平台生态先发优势不可复制）。但郑州拥有第三种禀赋：算力上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数据上的“1+3+1”国家试点体系、场景上的万亿级制造业腹地与1亿人口市场。三者叠加，使郑州有条件走出一条以集聚为起点、以输出为落点的路径，把“供能”而非“占有”作为首位度的实现方式。

四、数字经济提升郑州首位度的路径

（一）从“建算力”转向“运营算力”，把郑州建成全省算力服务总调度中心

郑州不缺算力，2026年全市算力总体将突破60EFLOPS、高性能算力占比超90%；缺的是“调度”。建议：一是建立面向全省的统一算力调度与跨平台结算机制，实现“一网接入、全省调度”；二是推行“算力券”，对洛阳、南阳、周口等地中小制造企业的智能化改造用算力给予定向补贴，把“让企业来郑州”变成“让算力去企业”；三是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承接中西部算力调度中转，从“算力高地”升级为“算力枢纽”。其意义在于：算力不必出郑州即可服务全省，郑州获得的是服务收入、数据沉淀和产业黏性，而非转移来的企业，这就是“不虹吸的首位度”。

（二）从“交易数据”转向“运营数据”，打造跨区域的行业可信数据空间

郑州已形成“1+3+1”国家试点体系：国务院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叠加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数据产业集聚区三类国家级试点，以及物流数据开放互联试点；郑州数据交易中心已在多个省市设立服务基地，累计上架数据产品和服务1600余项。基础不可谓不好，但目前仍以场内交易为主，离“运营”尚有距离。建议：一是把物流数据开放互联试点和“郑好运”物流可信数据空间的成熟模式向全省复制推广；二是围绕超硬材料、智能传感器、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优势产业链建设行业级可信数据空间，把“链主在郑州、配套在全省”的产业组织方式数据化、平台化；三是推动数据交易中心深化与国内其他机构互认互通，争创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

（三）从“产业数字化”转向“平台化输出”，培育郑州的产业互联网平台群

目前郑州的数字化转型主要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上云、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这必要但还不够。真正产生辐射力的，是把自己用熟的数字化能力变成别人能用的平台。建议支持宇通、中铁装备、汉威科技、超聚变等龙头企业，把工业互联网、智能传感、供应链管理能力外溢为行业级平台，服务全省乃至全国同类企业；对成立独立平台公司且平台服务收入中省外占比达到一定比例的给予专项奖补。目标是从“郑州的企业数字化了”，升级为“郑州的平台数字化了别处的企业”。

（四）从“把资源拿过来”转向“把能力送出去”，建立"数字首位度"监测指标体系

建议在“十五五”规划实施年度监测中增设一组“数字首位度”指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算力跨区域服务量占比、数据交易跨省交易额占比、平台服务省外企业数量，与传统GDP首位度并列发布、同步考核。这一设计的用意在于改变指挥棒：引导郑州从“争GDP占比”转向“争能力输出份额”，从“把资源拿过来”转向“把能力送出去”。

在传统赛道上，郑州在科教资源、总部经济、金融资本方面的短板是历史形成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靠常规追赶很难实现位次跃升。但在数字赛道上，郑州握有三张稀缺的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的算力位势、“1+3+1”国家试点的制度先发优势，以及河南这个万亿级制造业腹地所提供的无可替代的应用场景。郑州提升首位度，要害不在于把更多资源吸进来，而在于把更强的能力送出去。以“平台型首位度”破解“虹吸—辐射”两难，让郑州成为全省的数字供能者而非资源抽水机。

（作者：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