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2期（总第10期）.pdf

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在河南省“推进高校智库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大卫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按 语：2017年4月9日，“推进高校智库建设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来自省委宣传部等省直单位和郑大、河大等26所高校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交流与研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同志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张大卫同志的发言立意高远，视野开阔，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强，受到与会代表高度评价。现将张大卫同志发言刊登于后，供大家研究参考。

今天有这么多学校的领导、研究机构负责人、研究人员和老师参加会议，郑州、开封、洛阳、信阳、商丘、安阳等地方高校也都有代表参加，会议参与范围非常广泛、气氛也很热烈。

我和智库有天然的联系，原来一直在计经委、发改委系统工作，工作中跟大家一直保持密切的工作协同关系。1996年省里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我从计经委工业处长提为轻工总会副会长。但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轻工总会相对工作任务不重，这种情况下我和永苏、新安、传兴、道兴等同志经常在一起碰碰头，讨论一些关心的问题，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表发表意见，很开心。今天这些老朋友虽大都变动了岗位和职务，但大家感情还在，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上都还有旺盛的精力，而且也都在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和研究领域，看到大家在一块儿共同做些调查研究方面的事，非常欣慰。在我们身上真的体现出了“旋转门”的特点。

我从政府机关下来以后到北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兼职。国经中心2009年成立，当时有四位财经高官提议建立一家智库，以适应国际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这样一个时期了，需要有一家能够开展国际交流，和国际思想界展开对话的社会团体，就是体制外的智库或者民间智库，便于和国外智库进行沟通。这四位领导同志分别在智库和党政领导岗位工作过、历练过，深知智库工作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也有在智库工作过的。我多次披露过，当年我们论证中原城市群，谢伏瞻书记就是中原城市群规划的坚定支持者，当时他是北京的大牌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今我们也“转”到智库了，这种转换非常好。

   听了大家的发言有很多感触，今天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么多人形成这样一个大的气场，非常不得了。我就觉得虽然现在河南的智库还有很多不足，基础还比较弱，竞争力、影响力还需要提升，但是从今天的会可以看出，大海之下汹涌潜动的潮流正在形成一种蓬勃的力量。我相信，这样发展下去，河南的智库一定会喷薄而出，在全国的智库界占有一定地位，形成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对这个我深信不疑。

   刚才大家讲的很多东西确实都是经验，也有很多好的思路。特别像刚才新安同志介绍的创新发展研究院的一些想法和规划，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站位比较高，看的也很远。祖玄也讲了一些经验，刚才休会时我开了句玩笑：你是在自己表扬自己啊。中原发展研究院干得是好，但和一些省市的智库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当然它也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耿明斋同志很努力，把高校智库办得也很有特点。河南的智库就像咱们讲的中原崛起一样，正处在蓄势崛起阶段。非常感谢胡大白董事长、雪梅院长把创新发展研究院做成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智库交流平台，汇集了社会智力资源的平台。

   我非常敬重胡大白董事长，我们相识很多年，我从她身上吸取了很多正能量。她宽广的胸怀、博爱的精神，正是智库精神的体现。我所在的国经中心理念是八个字：创新、求实、睿智、兼容，我觉得胡大白老师就很睿智和兼容，这也是智库都应该有的。

今天借这个机会，想跟大家交流的很多。我现在工作的国经中心，属于一个国家级高端智库，而且是社会型智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智库，接触面比较宽。因为它在全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和国际、国内的智库，包括地方智库都有一些交流。前一段山东由社科院牵头组建了智库联盟，召开“泰山论坛”，邀请我去讲智库问题。其他地方我们也有一些交流，现在交流比较多的是上海社科院、浙江省咨询委员会、杭州城市学研究中心、重庆市生产力发展中心等这样一些智库，从横向上也能够看出来各个地方智库发展的情况。

去年春天我受委托带一些同志到美国，和美国智库进行了交流。我们在华盛顿和8家智库进行交流，然后到纽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3家智库进行交流，一共交流了11个智库，这样一来对美国智库的情况心里面基本上有数了，回来向有关方面写了一个报告，陆续也发表了三、四篇文章。这中间有一些很深的体会，愿和大家进行交流。

   一、智库在现代国际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提出以后，智库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这句话我也是逐渐加深理解的。开始觉得怎么是“总目标”？后来想想，我们要深化体制改革，改革就是改制度和机制，让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在制度层面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够现代化。它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走到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的时代课题，具有鲜明的方向性和深远的战略性。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的是你的制度，治理能力体现的是你的执行能力。治理体系更多地体现在体制、法律、法规这样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上，而治理能力则体现在国家怎么样去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样一种综合能力上。

   智库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什么关系呢？它一是涉及体系，二是涉及能力。首先，智库关乎国家的政策决策、法律和制度的构建，智库在国家制度的构建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且它本身也是制度体系中间的一部分，决策的形成、决策的推动和实施等方面，智库都有自己的作用。再者，强有力的智库支撑体系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我们的智库首先嵌入到制度建设和决策的程序过程中间，另外它也确实是国家从事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我觉得党的十八大以后对这条判断更清楚了。有的同志讲，智库的作用发挥不够或者说脱节，或者讲现在发挥作用有困难，这就要引起我们的思考，是不是我们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智库的地位不够，那肯定是目前我们的治理体系有问题。如果智库不能够在河南省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从功能性角度上、从工具性角度上来看都发挥不好，这就是治理能力的问题。

在北京，我们切身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工作，总书记、总理、中宣部领导对智库建设非常重视，沟通也非常充分。国家重视智库建设可不是一句话，重大文件起草、包括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决策，智库都在高度参与。这就是说，中央打开了政策需求的“闸门”，智库的思想产品就是引进来的“活水”。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些部门也注重发挥智库的作用，现在应该是智库事业发展的春天。

大家都知道智力资源是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资源，智库实际上就是集中社会智力资源的重要平台。智库是思想产品的创造者、提供者、集成者。智库不仅仅是研究，它也需要创新，但是要把理论变成思想产品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需要把思想产品提供出来，把它集成以后和需求对接上。我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面坐着研究所的八九位高级专家。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有个同志叫王军，他告诉我说：他读博士的时候读的就是对面专家的书。这些人有理论创新，但不仅仅是理论创新，他们还要把它变成思想产品。

当今世界智库已经变成国家甚至全球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社会上来说智库作用越来越重要。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说过这样一句话，“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我想起1987年，我们编“2000年的河南”规划，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同志牵头，搞了一个《2000年的中国》，这引起我们对2000年河南的思考。当时我们还年轻，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勾勒十几年后河南的前景。有一个同志突然提出来，“2000年河南的夜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下子炸了锅，大家讨论很激烈。夜生活不是贬义词，它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在业余时间的表现形式。

我认为我们到现在也没想好2030年河南的夜生活会是什么样。河南的夜生活确实需要头脑风暴撞击一下，需要深入的思考。如果到那时还是喝酒、打麻将的话，那说明我们精神文明的建设没跟上物质生活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说明我们的收入提高了，但精神文化生活还很贫乏。兰德公司创始人讲到，智库是敢于超越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这个非常重要。智库是干吗的？是做战略设计的，你要做战略设计，不超越现在的智慧，不敢挑战和蔑视现有的权威，你的战略设计是做不出来的。

刚才很多同志讲到，现在智库很多是在诠释政策，这也是智库的一个重要功能，智库的工具性也就体现在这儿。你要把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民意进行充分沟通，凝聚社会共识，这是智库应该充分发挥的作用，但这仅仅是智库功能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要为未来进行设计，这才是智库应该做的事情。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谋其实就是谋略之间进行战略博弈。大家看中美关系，中美真能打一仗吗？不可能。那怎么办呢？就是博弈、就是伐谋。我现在对这个事了解相对多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怎么摆？怎么在均衡中妥善处理？这对世界和平、对全球化发展都非常有重要意义。而这其间，智库是发挥着重大作用的。

   举个例子。比如去年的南海问题，当时处于僵局，两国政府间的外交没法办，因为都有原则。怎么办？我们派了一个智库，就是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研究中心，这个是傅莹同志负责。戴秉国同志亲自出山，具体做沟通的是人民大学的重阳研究院。他跟卡耐基构建了一个平台，然后就在这个会上大量释放中国关于南海的一些看法，和美国智库界进行沟通。沟通以后对美国发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南海问题我们当时和美国智库也沟通过，当时我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中美智库经济对话的体制搭建起来，我怕谈崩了，所以不想谈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但有的同志说还是得谈，后来证明我确实保守了。到了美国之后，就这些问题进行广泛沟通，确实非常有意思，因为智库不代表外交部，也不是国务院发言人，就是智库。然后我们就谈这些问题，南海问题怎么看、朝核问题怎么看，谈得非常开心。比如朝核问题，美国智库讲打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北朝鲜离汉城很近，如果打了朝鲜以后，韩国损伤太大，没法打。那怎么办？就是让他内部发生变化。当然，朝鲜半岛形势非常复杂，存在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但我们智库要尽自己的责任做工作，让事情回到理性轨道上来。然后说到南海问题，怎么看？他们讲美国会进一步向中国施压，但是这个施压只是做姿态，而且美国内部很多人不同意把军舰派到中国南海晃来晃去，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些也是有意见的。他们说了一些很好的看法，当然对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他们对我们的中国梦、一带一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一些误解，这就需要我们去沟通。通过这些我就发现大国智库之间进行交流，确实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球许多国家在自己决策过程中都涉及专门的智库，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一定要有智库参加，在重要政策出台前要进行专家和公众咨询，智库已经成为国家决策程序的重要环节。智库发挥作用以后，最起码有利于提升决策水平，有利于提升内政外交的能力，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在“三个有利于”方面，智库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我认为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字上，就是“资政启民”。也有说是“咨政启民”，但我还是认为“资”字的内涵更深刻些。

   这四个字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第一个是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智库是公共政策的思考者、设计者、建议者、推动者，是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者。公共政策第一需要思考，这也是我们创新的过程。其次，还需要设计，要设计就要研究。再者，还要提建议，同时要推动公共政策的实施，通过与政府的沟通和社会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来设计和推动公共政策的实施。最后，还要有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和评价。这个过程只有智库能够承担，没有其他方面的力量可以承担。刚才有同志讲，光写篇理论文章往领导案头上一放不行，现在的领导从基层做起，干到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职位，什么理念啊、政策啊，包括一些理论创新啊都知道。他自己有专业背景，组织上要培训，大量的国内外考察，眼界都很开阔，特别他们是在一线操作的，你讲很多空洞理论没有用。但是作为公共政策怎么设计、推动、评估和评价，他没有精力做。基辛格讲，智库和决策者一个很大的区别，智库可以长时间对一个问题进行理性思考，这就是它的优势。而政府的决策者却没有充足时间去深入思考问题，他面临的问题是摆到桌上以后马上要拍板决策，所以说智库和政府应该是互补的，是思考者和决策者的结合。

第二个是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传播和舆论引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智库的思想产品有三个：一个是学术性思想产品，一个是政策性思想产品，一个是战略性思想产品。我们通过学术性研究、政策性研究、战略性研究，通过这三种不同的产品向政府提供服务，但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形成一种社会共识，要形成一种社会意识的主流，智库一定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大家想，一个偏激的智库是没有用的，智库应该把握国家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方向，要非常理性，一要引导政府，二要沟通群众，形成社会共识。他要在国家和民意之间搭建桥梁，通过大量研究，接触现实，通过公共传播把自己的一些思想让社会得到认知。上海社科院关于智库有一个概念，说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我觉得这个定义挺好，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斟酌，但是把概念说清楚了。我们到美国去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他们智库的准则是什么？他们说就几个字“改变政府决策”。咱们先不说改变政府决策，但是作用发挥好了，起码可以改善政府决策。

   第三是为思想交流搭建一个畅通的管道或沟通平台。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思想交流，这就是智库汇集智力、交流思想很重要的平台。

   第四是为国家发展汇聚智力储备人才。很多同志讲到“旋转门”，美国智库真正是起到了“旋转门”的作用。我承担了中宣部两个关于智库的课题，一个是中外智库机制比较；一个是中国特色智库建设。这两个课题基本结题，现在做得还不太深，因为完全把握这两个大题目，我们的研究人员认知程度可能还不太够。怎么理解智库旋转门？美国旋转门是两党制造成的，民主党、共和党轮流执政，肯定旋转来、旋转去，但是智库储备人才功能非常强大。我们到布鲁金斯学会后总算弄明白了，去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布鲁金斯学会就是民主党智库，像美国企业研究所是共和党一样，但实际上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到布鲁金斯学会，他们跟我们讲你们理解的不对。奥巴马的民主党执政，然后布鲁金斯学会大量民主党背景的人从智库走到政府机构，当部长或者政府高官等等。同时，大量退下来的共和党人反而进入智库，他说布鲁金斯学会现在大量是共和党人，过两天共和党执政，民主党人退下来就进入我们智库了。每一次换届会出来四五千个职务，四五千人主要是高校和智库的人，它是这样形成一种旋转。为什么智库能够留住人？大量年轻人在这儿干，工资虽然低，但是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进政府。他们的进政府和咱们的公务员不一样，进政府就是进入国家重要组成部门，有了政府从政经验以后，等他再轮下来以后身份就不一样了。中国智库虽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有像我们这样从政府机关下来以后进智库的，但是由智库进入到政府里面现在还没有。现在国家发改委已经有了，从我们国经中心调过去的，但是非常少。这个和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及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有一定关系。我们不可能像美国的“旋转门”那样，但是智库一定是培养、汇集、储备人才的地方。

   我觉得智库的功能和作用体现在要有战略视野、战略目标，有充分的沟通能力、有自己的话语权，还有自己的影响力，智库一定要在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来，才能把智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体系中的作用和功能体现出来。智库是国家和地方重要软实力的体现。

  二、中国智库的现状和发展

中国非常重视智库的作用，咱们都知道中国哲学的发展包括思想文化史是非常丰富的，东方文化体系中间非常重视发挥智库智囊作用。像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纵横捭阖，还有战国四君子，食客三千，窃符救赵，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智囊们最有光彩的时期。中国最早的智库，现在追溯起来可能是战国时期齐国齐桓公田武，当时他设立了稷下学宫，实际上是国家官办民营的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交流平台，是国家智库。稷下学宫培养出了荀子、孟子等大家，为春秋战国时期提供了大量的思想产品，为国家提供战略思路，提供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博弈的设计。

可能有人不同意，说这和现代的智库是两码事，但不可否认确实有渊源关系。自那时起到中国明清，中国式的智库也陆陆续续存在着，幕僚、师爷不都是干这件事的吗？到了民国时期，国家有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当院长。大家都知道有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李济、陈寅恪、赵元任等等，这实际上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科学院和社科院的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为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按照苏联模式我们也设立了一批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因主要依附于相关部门，独立性比较弱一些，主要是解释、阐述政府的一些工作，同时也提供一些基础性调查研究。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智库迅猛发展，首先是事业单位型的智库迅猛发展，比如成立了中国社科院、成立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中心。90年代到十八大以前，中国智库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中间民间智库、企业智库开始兴起，领域就更加开阔了，另外军事、外交、科技等等各领域的智库都得到迅猛发展，这时候大家陆续开始叫智库，谁先叫的现在说不太清楚。我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的时候，向中央打的报告就是成立一家这样的智库，当时把这个智库概念就提出来了。

   十八大以后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工作，十八大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立高质量智库”，而且提出来“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从中央领导层面，将“思想库”调整成了“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这样一句话，“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话虽然不长，但是把智库说的很清楚，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改革的重要任务。2015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下发文件《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个文件中间中央给智库定义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咨询研究机构。”中央两办的意见上把智库说的非常明确。这个文件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的重要观点和思想。他说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凝聚最广泛的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里又提出了高端智库的建设问题。2015年10月，中央深改组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中宣部负责这项工作，成立了高端智库理事会和一个规划办负责智库的日常工作，同时选择25家智库作为试点，包括党中央的、国务院的、部队的、政府部门的、高校的一些体制内的智库，也包括国有企业还有社会的一些智库，选择了一批作为试点。这时候中国新型智库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就是有人管、有规划、有人推了。

   什么叫新型智库？我个人认为新型智库的“新”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体现在“中国特色”，性质新；二个体现在资政启民上，功能新；三个体现在国际交流上，任务新。

当代中国智库的表现，概括有两点：

一是智库的规模和类型在不断扩大。现在中国智库到底有多少家说不清楚，因为中国智库很多时候还是在幕后发挥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个智库评价系统，虽然有点影响力但是不贴近中国实际，但拿来对中国智库做一下参照还是可以的。它说中国现在一共有435家智库，但实际上何止435个？它的智库标准和我们说的可能不一样，我们自己说是2700家，有可能更多，因为县级也有智库，县级不是也有研究室或者发展研究中心吗？这一整套下来不管作用怎么样，但是智库的量在那儿放着，而且发挥作用的领域在逐渐拓宽。

二是与国际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中联部有一带一路国家智库联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年在这个平台上都聚集了大量的国际智库专家，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以后，国际上的智库愿意参与进来与中国智库进行交流。我们中心现在也和很多国际智库进行交流，和日本、欧洲、美国等国智库搭建了“二轨”对话机制，并开展课题研究、人员交流等各种各样的合作。特别是我们举办了一个全球智库峰会，国家领导人都出席并会见与会的各家智库。基辛格就说这种交流活动、这种平台是很好的创意，非常了不起，在其他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有这样一种国家力量在支持智库发展。国家高度重视以后，中国智库在全球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在很多问题上，中国智库主动参与、主动发声、主动合作，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国家实力提升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提升了。

中国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也在显著提升，这确实得益于中央的高度重视。我认为有几点：

一是中宣部包括高端智库理事会，还有规划办牵头建立了直通中央决策中枢的重要研究成果报告制度。它使很多智库在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报送有分量思想产品的时候有通道了，对各家智库也是一种激励。另外，通过建立一些考评制度，对各家智库也是一种鞭策。

二是安排智库参与重大决策研究、重要文件起草、重要会议讨论，将智库的作用嵌入到了中央的决策过程，而不是仅在程序上装饰一下。

三是中央安排智库开展第三方评估。中央安排将很多重大政策措施的评估都交给智库来做，我就参与做过几个。PPP模式、长江经济带、有关经济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评估报告上亲自做了批示。

四是中央在举行一些重大活动的时候，主动为智库搭建沟通的平台。国家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还专门举行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我们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一个和美国商会的“二轨”对话，商谈投资贸易协定的有关问题、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但是这个还不够。国务院领导要求建立一个中美经济类智库交流平台，中国选三家智库、美国选三家智库，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支撑一下“一轨”的中美战略对话。这些措施都有力加强了智库的功能性作用发挥。

中国智库现在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一是定位还不太清晰。在国家科学决策中到底是什么作用？缺乏一些制度性、法律法规性的阐释，不明确就造成了参与程度比较低。二是智库思想产品没有办法满足政府科学决策的需要。政府的需求你不清楚，智库提供的东西可能满足不了。这些都需要引起重视。三是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地位不对等。我们智库很多产品没有议价能力，思想产品的价值无法体现，没有产品市场、没有议价能力、没有收益保障，这些问题确实严重影响了智库的发展。四是缺少对智库的权威性评价体系，没有清晰的标准。现在上海社科院有一个评价体系，国家行政学院有一个评价体系。光明日报、新华社、南京大学都有一些评价办法，但是这些评价还不太权威，没有在智库界形成共识。

刚才大家还说到了经费问题，现在不说缺经费，就算有经费研究员也没法花，中央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总书记、总理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讲到，“经费要为人的科研活动服务，人不能反过来为经费服务”。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引起参会人员热烈鼓掌，为什么？因为说到要害了，说到大家心里了。总理说：我讲到要建立、落实科研人员收益分配机制和创新激励政策时，发现掌声是从后排潮水一般“哗”地流到前排的。为什么从后排流到前排？后排都是科研人员，前排都是领导。领导对这个事没有亲身感受，后排的科技人员一听就明白了，这个事说的是我们的事，非常高兴，就鼓掌。现在很多地方设立研究课题后，钱没法花，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总理多次讲，报一个项目，填一个表，填100多栏，最后钱也领不出来。大家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还在强调，必须把科技人员的科技激励政策落实了，把收益分配机制要保障住。现在出台一个文件规定“自然科学的直接经费80%，间接经费只有20%”。后来社科基金又出台了一个意见叫“直接经费70%，间接经费30%”，这个30%还包括水电气暖费。这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如果给你一个课题，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一下如何实现中国梦、如何保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你是去美国调研呢，还是去买一大批电脑来报销呢，这种理论创新的东西就是消耗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的脑力，成本就是智慧，你要想花钱只好去找发票。

还有中国智库的体制机制问题，如行业结构问题、人员结构问题、融资结构问题、国际化水平问题、管理体制问题、传播能力问题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像传播能力，你研究了思想产品，没有传播就没有价值。我看创新发展研究院就建了微信公众号，我经常收到这些微信公众号信息，我们要注重利用新的传播手段扩大智库影响力。我们国经中心有一个杂志《全球化》，每年订阅量并不多，现在都通过新的信息手段传播了。中原发展研究院下了很大的功夫研究航空经济，我觉得咱们的航空经济研究走到世界前沿了，但是我们不会传播，研究成果传播度还不够。高校要注意这个问题，一定不要让咱们的理论仅仅是理论、仅仅是教科书，然后把成果束之高阁，我们要和实践紧密结合。这是智库存在的一些问题。

三、国际智库运行机制比较

由于时间问题，我简略介绍一下。各国智库情况不一样，美国智库是两党制体制下的。英国智库还是比较绅士，有一定的政党色彩，但是整个在国家体制下活动还比较规矩。德国智库意识形态上没有太大差距，更多是体现社会共识。法国智库比德国智库稍微活跃一些。日本智库主要活跃在企业，像知名的野村证券研究所，它对日本经济政策的走向把握得非常准。韩国智库和我们差不多，官方色彩稍微浓一些。新加坡智库更多体现的是高校智库，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等等。中国智库迅猛崛起，现在主要对话伙伴是美国智库，真正需要中国学习借鉴的还是美国智库。英国、俄罗斯智库也在迅猛发展，他们也希望和中国智库进行一些交流研究。

   但是国际智库运行机制中间还有几个事需要和大家说：一是运行机制。运行机制一般是官办的少，主要是民营的，政府有一些资助。像美国的智库，政府对智库的资助不超过20%，而这种资助也主要是通过课题来实现。他们的智库基本上是以学术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为主，形成团队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大量的智库是靠募捐的，到处找钱。当然，在美国，企业利润中间的一定比例捐出去之后，可以全额抵扣免税或者减免一部分税收，美国有这样的税收制度，所以人家都愿意捐，捐了以后就不用交税了。另外还有很多社会上的一些捐助，最少的有捐100美元的，当然企业之间的募捐还是主要的，很多基金会都在向智库进行捐赠，这样他们的资金就比较充裕。二是在传播上，像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它每年要开2600个记者会，天天都是开会。他把他们的东西和媒体充分沟通，也请政客们来智库讲演对话，进行思想的碰撞，使媒体从智库平台上获得一些重要的思想信息。学习国际智库这样一些机制，我就觉得中国智库建设确实势头很好，但是也有很多事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去做，否则我们和人家机制上有差距的话，将来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解决不好。

   另外美国智库在中国建有很多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在清华建立了清华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也是，都有很多中心。今天咱们讲到高校智库，美国的高校智库也很厉害，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看了三个研究所，都很有名，一个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所长是一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是美国原能源部部长；地球研究院是做可持续研究的，原院长就是制订苏联“休克疗法”方案的经济学家萨克斯。大学里面有这么多有分量的研究所，这么活跃的研究机构一定会为学校既汇集人才又扩大影响力，有这样的研究院对学校是有非常重要的正能量的。

  四、构建新型智库生态圈

   什么是智库生态圈？这是参考生物圈和产业生态圈概念而来的。生态圈好比植物界有参天大树，但光有参天大树还不行，还得有乔木、灌木、草等，这构成了“林相”。但它还要有水，有阳光土壤，有传播花粉、除灭害虫的动物朋友，有能量的循环和转换，动物间还有食物链。智库也需要有一个能量输出和输入的系统，要有一个相互支撑、相依相辅的行业系统，需要有一个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智库要形成这样一个架构体系，就要有它的核心组织，有紧密关联的行业多维网络体系。这种多维网络体系主要是指内外结合支撑和涵养智库生存发展并输出能量的社会系统，包括可持续的研究创新能力、社会智力资源共享平台、公共政策和社会化服务保障、通畅的信息获得和交互渠道、思想产品的产权保护和成果分享机制等。它是一个跨地域空间的、由一些竞争力较强的核心组织和紧密关联的行业多维网络体系形成的特定环境的总和。这个系统一定是要跨地域的，你不能说河南的智库只为河南服务，只和河南智库打交道，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从国家高端智库吸取营养，甚至在研究同类问题上，你和其他智库是能量输入、输出的关系。另外，智库系统必须要有一个市场选择，要有一个产品市场，光有思想产品没有产品市场是做不起来，要有一个产品选择的市场存在，要有需求、有供给，智库主要是供给侧。要做好这点，国家要有合理布局。还要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存在，形成这样的机制。另外要有竞争，通过竞争，通过选择，我们不同的智库要找准自己的生态位。新型智库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生态圈，河南智库也应该是多元的，既有综合性研究的，也有专业性特点比较强的。

  五、关于河南智库包括高校智库的一些建议

   与过去比，河南的战略环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要顺势而为。现在看，河南的历届决策者都很有预见性，比如中原城市群，如果没有中原城市群并不断扩大范围，成为一个跨省的中原城市群，郑州怎么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现在我们的战略比较多了，很多同志讲战略叠加，我说我们现在既有战略红利，走到现在每个战略都在不断释放红利，同时也在进行战略创新，包括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等，又形成新的国家层面的战略或战略定位。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关注。既然我们的战略是叠加的，那我们就要既抓住顶级的，也要抓好基础的，把我们的每一项战略都实施好。如果我们有很多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半途而废，那就说明我们存在“战略消化不良”。我们要考虑每个战略设计好了没有？战略规划清晰不清晰？保障措施怎么样？战略动员和组织怎么样？实施有没有力？实施效果怎么样？比如已经有的战略如中原城市群的“两个不牺牲”，航空港经济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等等，这些概念在哪儿？最近国家给郑州赋予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型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这些政策谁来研究？怎样支撑这些战略概念？还有比如自贸区，我们能不能在上海等自贸区改革创新的基础上，走出河南的路子，创造河南的模式。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去研究。这些领域正好是我们智库的一些工作空间。

   上述这些战略，一般指的是国家给我们的规划和定位。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很多次战略需要研究，不要忽视这些次战略。河南发展总战略可能是我们有特殊性，而次战略在全国可能具有普遍性，更值得智库进行研究。比如河南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省委、省政府正在全力抓，这是我们经济的基础，是需要我们通过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做到的。但它确实遇到了瓶颈，瓶颈外面还有机遇，解决好这对矛盾，外面的智库使不上劲，河南省自己的智库就要有所担当。另外，我们河南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除了互联互通、中欧班列、航空港等基础设施，更要考虑河南的产业谋划、产业设计等问题，把“路”修好以后，“丝绸”在哪儿？我们还要“东引西进”啊。像当年的古丝绸之路，汉朝哪有苏杭的丝绸，当时都是中原地区的柞蚕丝。海上丝绸之路，宋朝时运的是产于中原的瓷器产品。另外很多创新问题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问题也需要重视。跨境电商模式创新我们费了很大劲，现在处于全国前沿，但是支撑体系还非常薄弱，没人去研究、去支撑这种创新，只是企业家凭着自己的东西不断创新，我们能跟上就算不错了。包括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它对形成新商业文明，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贡献，都是需要研究的。河南省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工业化过程还在加快，还处于中后期阶段，还没有到高度工业化社会。城镇化，全球哪有这么大的城镇化实验场，城镇体系怎么做？城镇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动和就业问题的研究、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农村治理问题研究、发展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研究等等都是重大课题。还有一些改革，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国家的一些根本性改革，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二级的，但是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就是一级的，这是个辩证关系。另外文化、社会科学、教育这方面就多了。我最近跑了几个省，看人家对文化的重视，我心里都有些发慌，周边都成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了，我们的贾湖、仰韶、西坡、二里头这样一些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在荒坡野岭中躺着，我们怎么和别人讲自己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怎么讲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有没有强大的文化智库向省委省政府进行建议？我觉得这个要认真研究。另外，我们在研究专长的基础上，合作协同和理性竞争这种关系要重新去构造起来，还有针对河南长远发展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20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基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要全面脱贫。河南在全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我们现在能否顺利实现，最主要的短板是什么，省委省政府在组织攻坚，但智库也要跟进啊，你总得有一个评价、评估体系去分析这件事做得如何。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了以后，还有第二个百年目标，光小康我们说几次了，实现小康、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小康以后我们是什么概念？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中等发达国家，河南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长远的目标？除了把省情搞清楚以外，什么时候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什么时候河南的产业进入了中高端，这些东西都需要认真研究。说说都容易，谁在做？河南的智库首先要针对河南长远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另外是要在机制上下工夫，为河南发展汇集智力资源，培养专家型学者，特别是在培养领军人物上下工夫。河南有几个智库确实做得不错，我也知道几所高校都在努力做。我觉得还是要吸取国际智库的一些经验，智库一定要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然后你才能有影响力，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现在美国智库有一个倾向，优秀的企业家、前高官、学术领军人物都可能是智库的代表或者领军人。比如布鲁金斯的约翰·桑顿，他以前是高盛的CEO，基辛格、多诺霍、保尔森等都是政府前高官下来的，所以我们的智库也要充分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黄河科技学院创新发展研究院为什么做的非常好？和他们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有关。喻新安、王文亮这些同志退出一线来到民间智库，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明年政府一换届，一批领导同志就会退出一线岗位，有些像我一样退休。退休以后到智库多好，跟大家在一块儿研究一些问题，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服务。做学术出身的包括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往往有一个情结，他愿意有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环境，有一个能有所作为的平台，有一个能释放自己情怀的氛围。我觉得河南智库都像今天这样，形成一个智库群、智库圈，还有一些企业智库、官方智库、民间智库等，如果这些智库都发挥好作用，河南的智力资源就能够充分汇集起来，也一定能形成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强大力量！

谢谢大家！

主编：喻新安； 本期编审：周建光 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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