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国内两难多难问题交织叠加”，“经济深刻转型,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问题持续显现，消费、投资增长动力不足”的复杂严峻形势，指出总结历史经验，做好新形势下的经济工作，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做到既 “放得活”又 “管得好”。根据过往经验，推动今年乃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需要认识和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一、认识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1.必要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创造了“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数据显示，1978-2024年，中国GDP年均增速约9.1%；2013-2025年，年均增速约5.9%，显著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3.1%）。事实证明，经济失速后果严重。受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因素影响，2020年我国GDP实际增速只有2.3%，产业链中断等后果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经济稳定发展。河南省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中西部第一位，但2024年被四川省取代，与2020、2021年经济失速有直接关系。（见下表）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6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就是要求必要的增长速度，这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基本要求。

2.遏制经济下行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40.14万亿元，同比增长5%。但分季度看，一、二、三、四季度分别增长5.4%、5.2%、4.8%、4.5%，呈现“高开低走”态势，经济增长承压。摩根士丹利《四中全会之后的中国经济》指出：2025年中国实际GDP增速预计为4.2%，GDP平减指数连续7个季度为负，经济复苏乏力，处于1998年以来最严重的通缩周期。2026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指出“提出这些预期目标,主要考虑是开局之年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为后期更好发展打牢基础”。调低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是必要的，但当务之急是遏制经济下行态势，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发展质量比增长速度更重要。

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有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从微观看，包括企业运营效益不佳是突出问题。据财政部的数据，今年1-2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125655.0亿元，同比增长0.2%；国有企业利润总额6266.2亿元，同比下降2.0%；国有企业应交税费10932.5亿元，同比下降2.3%；2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5.4%，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从宏观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不理想，2025年1-3月同比增长4.6%，2026年1-2月同比增长只有2.8%。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情况不佳，2025年1-2月名义增长4.1%，但2026年1-2月增长只有1.8%。PPI表现堪忧，2025年1-3月，我国PPI下降2.3%，2026年1、2月分别上涨-1.4%、-0.9%，情况不容乐观。

  二、认识和处理好高质量与高收入的关系

1.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国家发改委2026年3月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国内高质量发展的顶层指标框架，涵盖五大类20项核心指标。其中，民生福祉（7项）：就业、收入、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占比超1/3，突出发展的普惠性与均衡性。包括：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1.7年（2025年为11.3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2025年为79.25岁）、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2025年为68%）、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6个百分点、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和注册护士数分别达到3.7人和5.1人。经济发展（3项）：GDP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71%（2025年为67.9%）。创新驱动（3项）：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与“十四五”一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2.5%（2024年为10.5%）、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高于22件（2025年为16件）。绿色低碳（5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十四五”为18%，衔接2030年碳达峰目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5%（2025年约20%）、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单位GDP能耗降低3.8%左右（2025年目标）、森林覆盖率保持稳定（2025年为24.02%）。安全保障（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2025年约1.4万亿斤）、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2025年约55亿吨标准煤）。这些指标体系的设置，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遵循，回答了“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方向之问，为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鲜明价值导向，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循。

2.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监测体系。

国家统计局构建了“1+N”统计指标体系（“1”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N”为各领域专项统计），确保指标的可测性、可比性、权威性。核心统计监测内容包括：

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一级指标，下设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城乡居民收入比、单位GDP能耗、外贸依存度等二级指标，通过水平指数（静态发展质量）与进步指数（动态改善幅度）双重评价，全面反映各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绩。

数字经济统计监测：涵盖数字产品制造、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等5大类，统计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数字产业化率、产业数字化率等指标，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绿色发展统计监测：主要统计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森林覆盖率等指标，衔接“双碳”目标；同时完善环境质量统计（如PM2.5浓度、地表水优良率），反映生态环境改善成效。

民生改善统计监测：包括优化居民收入统计（如居民可支配收入分项、基尼系数）、就业统计（如城镇调查失业率、灵活就业人员占比）、公共服务统计（如每千人口床位数、义务教育巩固率），确保民生指标的真实性与时效性。

3.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既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202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为13660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13935美元）差275美元。2025年，我国人均GNI预计达到14000美元，超过世界银行1393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就是说，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大概率首次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是发展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跨越；（2）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约2万美元）奠定基础；（3）作为14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中国跨入高收入行列将使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翻一番（从14.18亿增至28.27亿），占全球人口比重从17.41%升至34.72%。

同时，我们要理性判断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这件事：（1）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偏低。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NI的比重（约50%），低于发达国家（约60%-70%），因而需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2）中国国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高于国际警戒线0.4），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任重道远。（3）中国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共享性还不够。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国民自由度、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加大社会保障覆盖率等，体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认识和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关系

1.扭转长期形成的重生产、轻分配，重积累、轻消费倾向。

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长期偏低，占GDP之比为45%左右，较之发达国家普遍低15%—20%。

我国积累与消费结构长期失衡。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8.8%，在全球149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十，在人口超800万的经济体中倒数第一。

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保领域投入严重不足。我国社保体系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很小（基尼系数降幅12.3%），远弱于欧盟国家（降幅40%）；使得居民即使有钱也不敢消费，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这是消费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

因此，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对此有明确要求，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2026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2.切实做好优化 “一老一小”服务工作。

我国新生儿从2016年的1780多万锐减到2025年的790万，出现断崖式的少子化。2025年国家实行育儿补贴制度，0—3岁的婴幼儿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惠及三千多万婴幼儿。还有学前一年儿童全面免除保育教育费。但与广大人民的期待还有距离。

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3.1亿多人，出现超常规的人口老龄化。国家对此采取了应对举措。2009年新农保起步，每月55元，2023年达到103元，用14年时间增长了48元。2024年—2026年三年，每年增长20元，最低基础养老金提高到2026年的每月163元，惠及了全国约1.8亿城乡居民，其中农民占比超过七成（约1.26亿）。一方面，要看到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要看到，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仍然太低，增加幅度依然偏小。数据表明，城乡老年人经济收入迥异。城镇职工退休养老金平均每月3300元，城乡相差15倍。

据有关统计数据，2025年我国农民养老金仅为城镇职工8.2%，全球排名仅高于越南等少数国家。

全球部分国家及地区农民养老金水平数据（折算为人民币/月）：

日本‌：2000–3500元，国民年金（约2000元）叠加农业者年金补贴。

‌韩国‌：2000–3500元，基础养老金+高龄津贴（75岁以上额外发放）。

‌新加坡‌：6000–9000元，公积金强制储蓄制，含政府住房、医疗补贴。

中国台湾地区‌：5500–6800元，老农津贴无需缴费，财政全额承担。

‌巴西‌：1700元，普惠性农村老年补贴，覆盖60岁以上务农者。

‌墨西哥‌：1150元基础养老金+2300元生产性津贴。

‌阿根廷‌：1500元，全国统一老年保障计划。

‌南非‌：800–1200元，基础老年补贴覆盖农村贫困人口。

‌蒙古‌：500–1000元，国家基础养老金+牧区专项补助。

‌越南‌：100–200元，财政负担能力有限，覆盖率不足40%。

3.提高农民领取养老金标准是最大的民心工程。

近年来，国家已明确将农村养老列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重点，并纳入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行系统部署。针对农村高龄、失能、空巢老人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出多项务实举措。但财政的可持续性、东西部地区差距、参保激励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例如上海的基础养老金与甘肃相比，差距超过6倍。若无系统性改革，仅靠小幅提标，难以根本扭转“低保障、广覆盖”的现实。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呼吁进一步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例如：有的代表建议‌将70岁以上农民（约为5400万人）的基础养老金提高至每月400元或500元‌，或提出‌用五年时间分步实现农民养老金月均1000元的目标‌。

有代表委员提出：根据七普数据估计，2025年我国农村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约2000万人，如果给这批老人每人每月增发500元专项补贴，每人一年为6000元，当年需要投入约1200亿元，相当于2025年GDP的0.086%，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不少有识之士强调，农村高龄老人，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这些都凝结在新中国积累的国家财富之中。从国家资产中划拨一部分用于提高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老年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不仅是对其必要的历史补偿，符合历史公正，而且可以对中青年农民与农民工参保缴费起到正向激励作用。

2026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