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态势良好，外贸顺差突破万亿美金，经济增速预计达到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可控，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规上工业增长较快；但社零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投资情况、CPI、PPI表现不佳。

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某些重要变化，包括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建设回归“中心”位置，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调整，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战略机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更加重视产业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

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有利因素很多，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如外部环境不确定，内部挑战不确定，潜在风险不确定；实际的经济发展还受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区域竞争与非经济因素的叠加影响，因而需要全面观察，深刻分析，多策并举，科学应对。

一

借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25年4季度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数据和资料，首先对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及态势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并附带做必要的说明。

1.外贸情况。按人民币计，2024年1-11月我国货物贸易顺差62906亿元，2024年全年我国贸易顺差70623亿元，2025年1-11月我国货物贸易顺差77081亿元。贸易顺差超万亿美金，释放的信号是双重的。一方面显示我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产业链优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内需不足和消费不振的冷峻现实。

2.增长情况。2024年一、二、三、四季度我国GDP（同比）分别增长5.3%、4.7%、4.6%、5.4%；2024年全年增长5.0%；2025年一、二、三季度分别增长5.4%、5.2%、4.8%。总的看，完成年初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5%左右预期增长目标是大概率事件，但“高开低走”的态势应予关注和研究。

3.就业情况。2024年全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2025年1-11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2%、5.4%、5.2%、5.1%、5.0%、5.0%、5.2%、5.3%、5.2%、5.1%、5.1%。总体判断，2025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可能略高于去年，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是刻不容缓、重中之重的任务。

4.居民收入情况。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9%，2024年全年增长5.1%，2025年前三季度增长5.2%。从统计数据看，今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可能与去年持平甚至高于去年，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这是经济运行高质量的重要标志。至于居民个人实际收入的“体感”与统计数据之间存在误差，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5.社零情况。2024年1-11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2024年全年增长3.5%；2025年1-11月增长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情况，是极为重要的经济指标。3.5%的社零增速，显著低于经济增速，反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消费也是生产，消费长期不畅，对社会生产再生产的拖累也将长期存在。

6.投资情况。2024年1-11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长3.3%，2024年全年增长3.2%；2025年1-11月增长-2.6%。无论是官方统计数据，还是人们的实际感受，投资情况不佳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预计202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会低于前11个月的数据，明年可能更甚。

7.规上工业增长。2024年1-11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8%，2024年全年增长5.8%；2025年1-11月增长6.0%。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会高于去年，这是我国GDP增速保持5%左右高位的基本保障，预计/预期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略高于去年。

8.CPI情况。2024年全年我国CPI上涨0.2%。2025年1-11月我国CPI（同比）分别上涨0.5%、-0.7%、-0.1%、-0.1%、-0.1%、0.1%、0、-0.4%、-0.3%、0.2%、0.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供求关系，也折射社会购买力水平和群体消费心态。预计/预期我国CPI2025年全年上涨低于去年，这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9.PPI情况。2024年全年我国PPI下降2.2%；2025年1-11月下降2.7%。2025年1-11月我国PPI（同比）分别上涨-2.3%、-2.2%、-2.5%、-2.7%、-3.3%、-3.6%、-3.6%、-2.9%、-2.3%、-2.1%、-2.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长期负增长，是多年来少有的情况，既反映了工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运转不畅，更说明经济发展大环境出了问题。

10.发达经济体CPI走势。2025年9、11月，美国CPI同比分别上涨3.0%、2.7%;2025年9、10、11月，欧元区同比分别上涨2.2%、2.1%和2.1%，日本核心CPI同比分别上涨2.9%、3.0%和3.0%。统计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CPI总体走势是正常的、平稳的。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要从发达经济体CPI走势汲取有益的经验，反思和破解自身存在的问题。

二

2026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要看到，新的一年里，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指导思想、调控办法、政策指向等，都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进而会对经济运行、工作重点、实际效应、社情民意产生深刻影响。

1.外部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对我国外部环境的判断要有历史眼光。改革开放前（1949-1978），受国际共运理论和冷战格局影响，我们认为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实践表现是以“反帝反修”为基调，做好战争早打、大打的准备，强调“深挖洞、广积粮”，工业布局原则是“山、散、洞”。

国际上强化“革命外交”逻辑，客观上加剧了与西方阵营的对立。

改革开放后（1978-2012）。理论上率先突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政策随之转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三大明确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国际上，从“一条线”战略转向全方位外交，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腾飞。

新时代（2012至今）。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出全球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中国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重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强调需应对“变局中危与机并存”的复杂性。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明确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同时强调以“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应对风险挑战。

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通篇贯穿了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开新局的战略思维。强调“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要求“抓住时间窗口，赢得战略主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归纳一下，关于外部环境的判断，我国经历了从“革命逻辑”到“发展逻辑”，再到“系统治理逻辑”的转变。放眼世界，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台海局势、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俄乌冲突、中东局势，都存在许多变数，要做好重大事变的准备。

2.经济建设回归“中心”位置。

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2015年 11月十八届五中全会、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三个五年规划《建议》里首次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格外醒目，意义非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及变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思维。1992年，党的十四大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强调发展是硬道理。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将经济建设与执政使命相结合。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经济建设内涵从速度转向质量。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深刻的国内外背景。一方面，

国际环境剧变与战略竞争加剧。表现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产业链“去中国化”压力、技术封锁等，要求我国通过强化经济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转型压力加大，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债务风险、消费需求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凸显，必须通过明确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稳定增长预期，防范系统性风险。展望未来，我国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也需保持合理经济增速，夯实物质基础。

经济建设回归“中心”位置，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一是稳定增长预期。明确经济建设核心地位，有助于稳定市场主体信心，吸引长期资本，对冲外部不确定性；通过扩大内需形成内生增长动力，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做到产业升级加速，政策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倒逼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强化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三是深化制度变革。要求市场化改革提速，国企混改、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政策落地，释放市场活力；绿色转型加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将获政策倾斜。

经济建设回归“中心”位置，凸显质与量并重的发展观，就是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要通过科技创新（如量子计算、AI）、产业升级（先进制造业、未来产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量的合理增长”，要保持GDP年均增速5%左右，扩大内需（消费、投资），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经济建设回归“中心”位置，要求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一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防止“脱实向虚”。二是科技创新驱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三是高水平开放。扩大制度型开放（如自贸试验区升级），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强国际循环吸引力。

经济建设回归“中心”位置，要求制度保障与治理创新并重。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土地、劳动力、资本），完善产权保护，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统筹安全与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做到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

3.宏观调控及经济政策的变化。

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指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总体基调的变化。财政政策更趋积极，强调“加力提效”，扩大赤字空间，优化支出结构，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民生保障和有效投资。货币政策灵活宽松，保持流动性充裕，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强化结构性工具对重点领域（如科技、绿色经济）的支持。政策协同性增强，注重财政与货币、产业、区域政策的联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财政政策的新变化与举措。赤字率适度提高，预计2026年赤字率将突破3.2%，新增专项债额度或达4.5万亿元，重点投向“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和民生短板领域。民生领域加大投入，教育、医疗、养老支出占比提升至75%以上，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或再提高10%。培育新型消费场景，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冰雪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等新业态。11月7日，财政部发布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提出下一步财政部将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对重点领域的个人消费贷款和相关行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激发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潜力。

金融政策更加宽松“温情”。央行推动信用“大赦”。10月27日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对于疫情以来，违约金额不高+已全额还清的个人，将修复其信用，系统中不展示违约信息。这打破了五年才能修复个人征信的铁律，背后有呼应“稳增长”的需求。

4.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战略机遇。

我国民营经济政策的演变历程。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民营经济被视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形式萌芽发展，主要解决就业问题。1988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私营经济合法地位，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民营经济突破意识形态束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1992-2012）。党的十五大（1997）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2004年宪法修正案保护私有财产权，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破除市场准入壁垒。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至今）。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党的十九大将“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2019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2020年《民法典》明确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2020年党中央十四五《建议》提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2024年《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构建法治化保障体系。

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有重大突破。首先，明确“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战略定位。首次将“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写入中央文件，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列，形成“国民共进”新格局。其次，强化法治保障。要求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提出“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要求“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严控滥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经营。其三，强化“市场”作用，强调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的作用。提出“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重视民营经济的政策逻辑。首先，经济逻辑，破解增长瓶颈。民间投资占比从2012年的60%降至2024年的45%，亟需通过政策激励应对需求收缩，释放增长潜力。同时，引入民企竞争，有利于打破国企垄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政治逻辑，巩固执政基础。民营经济支撑80%以上就业，政策扶持有利于回应社会关切，通过解决“融资难”“账款拖欠”等痛点，密切政府与民营企业家的联系；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社会稳定性。再次，战略逻辑，应对百年变局。民企是创新主力军（如华为5G、大疆无人机），政策倾斜可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同时，通过民企国际化（如TikTok、Shein）输出中国规则，有利于通过制度型开放，增强我国的全球治理话语权。

5.强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五”《建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背景和意义。首先，是执政为民的要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和向往，最基本的做法是增加居民收入。之前国民收入分配政府、企业优先，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所得占比偏低(6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其次，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中国基尼系数（0.466，2024年）仍高于国际警戒线（0.4），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需进一步扩大。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橄榄型社会”的关键。另外，中国人民收入分配中，企业部门占比（21.8%）高于发达国家（13.5%-15.7%），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约0.8），需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释放消费潜力。其三，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需要。中国经济已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但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突出。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8.8%，在全球149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十，在人口超800万的经济体中倒数第一。再分配能力弱。我国社保体系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小（基尼系数降幅12.3%），远弱于欧盟国家（降幅40%）；居民有钱不敢消费，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中国政府社保支出（7.1%）、直接税占比（32.8%），均低于OECD均值（15%、45%）。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短期看直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在我国，居民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释放约4000亿元消费潜力。2026年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10%，可覆盖2.8亿低收入群体，直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拉动食品、服装等日常消费。中期看，可以促进产业升级与创新。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激励居民教育投资（如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支撑高端制造（如半导体、新能源）的人力需求。长期看，能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国家振兴。我国居民部门债务/GDP比率（62%，2024年）已接近警戒线，收入增长可缓解偿债压力（如房贷、消费贷），降低债务风险。税收优惠、社保扩容，可增强企业家信心，稳定社会预期。还有，通过初次分配（提工资）、再分配（增社保）、三次分配（促慈善）协同发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能为2035年“人均GDP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基础。

2026年，我国经济层面还有一些重要变化应予关注。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工作的战略基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对产业发展特别是传统产业发展有新的要求，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还有，“十五五”《建议》在提出未来五年主要发展目标后，强调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志性指标”，需要总体把握和研究。

关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央“十四五”《建议》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十五五”《建议》改为“大力提振消费”。“提振”强过“促进”，要求更高了。如何“提振”，“十五五”《建议》给出答案。要求“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等。关于消费的“定位”。“十四五”《建议》提出“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十五五”《建议》进一步明确“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把消费上升到了“经济发展模式”高度，强调由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改为由内需主导、靠消费拉动，意味着我国将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关于“扩大内需”。“十五五”《建议》要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十五五”《建议》突出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部分中，特别提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此，《建议》要求“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并提出“一个围绕”和“两个着眼”：“一个围绕”，就是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部署一批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如“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大欠薪整治力度”等；“两个着眼”，就是着眼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着眼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具有重要意义。“投资于物”，属于“快变量”投资，具有回报直接、可量化、短期可见的特征。“投资于人”指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作为“慢变量”投资，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外溢效应，并通过技术扩散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关于产业发展地位的提升。“十四五”《建议》中，第三部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第四部分“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先讲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后讲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十五五”《建议》里，第三部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第四部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科技）与“产业”位次互换，更加强调产业发展。“十四五”《建议》提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十五五”《建议》关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强调“优化提升传统产业”，还明确“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为什么一方面“反内卷”，另一方面顶层设计未淘汰出清重化工等传统行业，而是“既要又要”呢？因为第一，制造业是科创最大的源头，美国制造业占比10%，但贡献6成的科技创新；第二，就业形势严峻，传统产业仍属就业友好型产业；第三，防止产业继续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导致制造业比重下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关于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与“十四五”《建议》相比，“十五五”《建议》对就业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一是指导思想改变。“十四五”《建议》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十五五”《建议》强调“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二是工作机制优化。“十四五”《建议》提出“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健全就业需求调查和失业监测预警机制”；“十五五”《建议》强调“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三是工作重点调整。“十四五”《建议》提出“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十五五”《建议》强调“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四是工作举措改进。“十四五”《建议》提出“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十五五”《建议》强调“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

关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性指标”。“十五五”《建议》提出我国“十五五”主要发展目标有七个方面：“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建议》提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标志性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说白了，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认为，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渴望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国家完成了这一转型。如今，全球共有108个国家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陷阱，“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办法是制度改革”。世界银行发现，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具备两个核心制度特征：一是战略性和适应性强的国家，它必须引导市场、管理创新风险并塑造激励机制，从“控制者”转变为“赋能者”。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完善规则和制度，特别是稳步改善法治、制衡机制和行政廉洁，尤其是法治的持续改善——不仅指纸面上的法律，更在于法律的持续、公正的执行。要完善这两个核心制度，我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三

2026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有利因素很多，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如外部环境不确定，内部挑战不确定，潜在风险不确定等；同时，实际的经济发展，还受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区域竞争与非经济因素的叠加影响，因而需要全面观察，深刻分析，多策并举，科学应对。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1.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2026年全球格局仍处于“百年变局”加速期，外部环境的核心矛盾集中在全球化退潮、地缘冲突常态化、技术竞争白热化等方面。

（1）全球经济复苏的分化与波动。

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美欧在经历加息周期后，可能面临“滞胀”或温和衰退，如美国2024年后若降息节奏不及预期，企业债务压力或拖累投资；欧洲受能源转型成本高企、人口老龄化影响，增长中枢持续下移。

新兴市场债务危机蔓延。高利率环境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债务违约风险仍存，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动荡，间接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和出口。

全球贸易增速放缓。WTO预测，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仅2.5%（低于1990-2022年均3%），若2026年未现明显反弹，中国出口（占GDP约18%）将面临外需收缩压力。

（2）地缘政治冲突的“长尾效应” 。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科技、高端制造领域的“小院高墙”式封锁可能升级；双方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若擦枪走火，可能冲击全球供应链和市场信心。

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的外溢。若冲突长期化，全球能源价格可能维持高位波动，推高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西方对俄制裁的“示范效应”可能加剧中国与第三方的经贸摩擦。

“阵营化”供应链重组。美欧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可能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组装）从中国转移，影响出口份额。

（3）技术与规则的“双重脱钩”。

技术标准主导权争夺。在AI、量子计算、6G等领域，美欧试图通过国际标准制定限制中国技术输出；中国能否在新兴领域形成自主标准（如新能源汽车、光伏）存在不确定性。

绿色贸易壁垒强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2026年全面实施，将覆盖钢铁、铝、水泥等行业，可能增加中国高耗能产品出口成本；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的本土补贴政策，也可能挤压中国新能源企业在美市场份额。

2.内部挑战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内部挑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结构转型阵痛、风险防控压力。其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政策效果与市场主体行为的互动中。

（1）内需修复的持续性与力度。

消费复苏的不确定性。居民消费意愿受收入预期、房地产财富效应、社会保障完善度制约。若2026年收入分配改革未能显著提升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可能低于预期。

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海外需求波动影响，房地产投资仍在探底，基建投资依赖政府加杠杆。若“两个毫不动摇”落实不到位，民间投资增速可能持续低迷。

（2）房地产与地方债务“软着陆”难度。

房地产转型的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已从“高周转”模式转向“存量优化”，保障房、城市更新等新增长点尚未对冲商品房下滑。若房企债务违约向上下游传导，可能引发局部金融风险。

地方债务化解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规模可能超百万亿。若通过“财政重组+债务置换”化解，可能挤压民生支出；若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则受房地产市场拖累难以为继。

（3）人口与创新的长期约束。

老龄化加速的短期冲击。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负增长，2026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或超21%，进入深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减少可能推高用工成本，同时养老金缺口需依赖财政补贴或延迟退休政策落地。

科技自主可控的卡脖子风险。尽管我国在5G、新能源等领域领先，但半导体（7nm以下制程）、高端机床、航空发动机等关键领域仍依赖进口。若无法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可能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3.潜在风险的不确定性。

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于多因素叠加引发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需重点关注以下情景。

（1）外部风险的传导放大。

全球金融危机的外溢。若美欧因加息过度引发银行倒闭或企业债违约潮，可能通过跨境资本流动、贸易信贷收缩冲击中国市场。

地缘冲突升级的极端情形。台海局势若紧张，可能导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断（台湾占全球芯片代工产能63%），同时西方对华制裁范围扩大，如冻结外汇储备，将威胁中国金融安全。

（2）内部风险的跨市场传染。

房地产-金融-财政的“三角循环”。若房企大面积违约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叠加地方平台债务违约，可能引发市场对系统性风险的担忧，冲击资本市场信心。

通缩预期的自我强化。若内需持续疲软导致PPI和CPI长期低位运行，企业利润下滑→裁员降薪→消费进一步收缩的负反馈可能形成，会增加政策调控难度。

（3）政策应对的“两难平衡”。

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权衡。若为完成经济增速目标加大财政刺激，可能推高政府杠杆率，与化解地方债务的长期目标冲突。

改革与稳定的协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国企混改等深水区改革若推进过快，可能引发短期利益调整，影响社会稳定。

总之，2026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以“分化与冲突”为主，内部挑战聚焦“转型与风险”，潜在风险的核心在于多重不确定性的叠加效应。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应对全球百年变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这一时期，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区域竞争与非经济因素的叠加影响，将深刻塑造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动力结构与风险形态。

1.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

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AI）、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空天海洋技术为核心，呈现“多点突破、交叉融合”特征，其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体现在生产力跃迁、生产要素重构、生产关系调整三个层面。

（1）生产力跃迁：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的新引擎。

AI驱动的效率革命。通用人工智能（AGI），若在“十五五”期间实现阶段性突破（如大模型与行业知识深度融合），将重塑研发、生产、管理全流程。例如，AI辅助药物研发可将新药发现周期缩短50%，AI工业软件能提升制造业良品率10%-20%，预计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回升至2.5%以上（2023年约1.2%）。

量子计算与算力的“底座重构”。量子计算机若在特定领域（如材料模拟、金融风控）实现“量子优势”，将突破经典计算极限。中国“九章”“祖冲之号”系列量子计算机若实现商业化应用，有望在化工、医药、密码学等领域催生万亿级市场，同时倒逼算力基础设施（如量子通信网络、超导芯片）升级。

生物技术的“生命经济”开启。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如CRISPR-Cas9产业化）、细胞治疗等技术成熟，将推动生物制造替代传统化工（如用微生物合成尼龙、香料），生物农业提升粮食安全（如抗逆作物育种），生物医药延长健康寿命（“十五五”末人均预期寿命或达79.5岁），预计“生命经济”占GDP比重将从2023年的6%提升至10%以上。

（2）生产要素重构：数据、人才、资本的重新定义。

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若全国数据交易所体系建成，随着数据确权、交易、流通制度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模或从2023年的1.5万亿元增至2030年的5万亿元，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数字政务等场景。

人才结构向“创新型”倾斜。科技革命对高端人才（如AI算法工程师、量子物理学家、合成生物学家）的需求激增，“十五五”期间高校毕业生中理工科占比或超55%，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需进一步提升（如“新工科”“新医科”专业扩招）。同时，老龄化背景下“银发科技人才”二次开发（如退休专家参与技术攻关）可能成为补充。

资本流向“硬科技”领域。风险投资（VC/PE）将进一步向基础科学（如半导体材料、工业软件）、前沿技术（如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集中，政府引导基金与市场化资本协同，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3）生产关系调整：创新生态与治理模式的变革。

企业组织形态“去中心化”。AI与远程协作工具普及可能催生更多“分布式团队”“虚拟企业”，传统科层制企业需向“平台+小微团队”模式转型（如华为“军团制”、海尔“链群合约”）。

治理体系“敏捷化”。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伦理（如AI偏见、基因编辑风险）、监管空白（如元宇宙财产归属）要求政策快速迭代，需建立“沙盒监管”“动态评估”机制。

2.产业变革的影响。

产业变革是科技革命落地的载体，其核心特征是“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将推动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传统产业“智改数转”：存量优化的主战场。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工业互联网平台（如树根互联、海尔卡奥斯）覆盖率将从2023年的45%提升至2030年的80%，中小企业通过“上云用数赋智”降低生产成本15%-30%。

农业现代化迈入“智慧阶段”。北斗导航、无人机植保、智能温室等技术普及，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从2023年的4.8万元/人提升至2030年的8万元/人，同时“订单农业+区块链溯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2）新兴产业“集群崛起”：增量扩张的核心动力。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NEV）。“十五五”将进入“智能化”竞争阶段，带动动力电池（如固态电池产业化）、车规级芯片、充电基础设施等产业链爆发，预计2030年NEV产值占汽车产业比重超70%。

绿色低碳产业规模化。风电、光伏装机量将从2023年的8.9亿千瓦增至2030年的16亿千瓦，“绿氢”（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降至20元/公斤以下，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绿电替代”比例超30%，推动单位GDP能耗下降15%。

数字经济新业态涌现。元宇宙（工业元宇宙、文旅元宇宙）、低空经济（无人机物流、eVTOL载人飞行）等或成为新增长点。

（3）产业链“重构与安全”：全球竞争的焦点。

“链主”企业主导产业链整合。华为、宁德时代、比亚迪等龙头企业通过“垂直整合+生态共建”，提升产业链控制力，但需避免“大企业病”抑制中小企业创新。

供应链“备份与韧性”建设。在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半导体（28nm及以上成熟制程国产化率目标80%）、高端装备（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等领域加速“国产替代”，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布局海外生产基地，降低单一市场风险。

3.区域竞争的影响。

“十五五”期间，国内区域竞争将从“单极突进”转向“多极协同”，核心逻辑是“城市群引领、都市圈支撑、县域补短板”，竞争焦点从“GDP总量”转向“创新浓度、绿色水平、民生福祉”。

（1）城市群“创新极”竞争白热化。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四大城市群。将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长三角依托上海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珠三角以深圳-香港-广州科创走廊为核心，发力AI、新能源；成渝地区打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中西部中心城市“追赶效应”：武汉（光电子）、西安（航空航天）、成都（电子信息）、郑州（新能源汽车）等城市，通过“强省会”战略集聚资源，与东部城市群形成“错位竞争”。

（2）都市圈“同城化”与“虹吸效应”并存。

“1小时通勤圈”建设。上海大都市圈（含苏州、无锡）、广州都市圈（含佛山、东莞）等通过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推动产业协同（如上海研发+周边制造）与公共服务共享（如医保异地结算），但需警惕核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

县域经济“特色化突围”。浙江“块状经济”（如义乌小商品、绍兴纺织）、江苏“特色小镇”（如苏州纳米产业小镇）模式推广，推动县域聚焦细分领域（特色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成为城乡融合的“节点”。

（3）区域协调政策“精准滴灌”。

“共同富裕”导向下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支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收入差距。

“对口支援”升级为“双向赋能”。东部省份与中西部共建产业园区，推动产业梯度转移与技术溢出，避免“输血式”帮扶。

4.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非经济因素通过制度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自然环境等渠道，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与“倒逼力量”。

（1）地缘政治与国际规则：“外部约束”常态化。

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科技领域（半导体、AI）、贸易领域（关税壁垒、供应链审查）的摩擦将持续，中国需通过“制度型开放”（如加入CPTPP谈判）对冲风险，同时巩固“一带一路”朋友圈。

全球气候治理“责任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2023年占全球30%），中国需在“双碳”目标（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下，平衡减排与增长，推动绿色技术国际合作。

（2）社会结构变迁：“内需潜力”与“转型阵痛”交织。

人口老龄化加速。60岁以上人口“十五五”末将达25%，劳动力供给减少（15-59岁人口占比降至58%以下），但同时“银发经济”（养老医疗、适老化改造）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需通过延迟退休、生育支持政策（如育儿补贴、托育服务）缓解压力。

收入分配与社会预期。“中等收入群体”目标从2023年的4亿人扩大至2030年的5亿人，需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稳定消费预期（2023年居民消费率仅38.3%，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水平）。

（3）文化与制度：“软实力”与“治理效能”提升。

创新文化培育。从“模仿跟随”转向“原始创新”，需鼓励“容错试错”机制、弘扬企业家精神，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文化短板”（如急功近利心态）。

法治建设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法、营商环境条例等制度完善，将提升市场信心（2023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升至第31位，目标2030年进入前20）。

（4）自然环境约束：“绿色转型”的倒逼机制。

生态红线与资源承载力。耕地保护（18亿亩红线）、水资源刚性约束（单位GDP用水量下降20%）、能源消耗总量控制等，将推动产业向“低消耗、低排放”转型，高耗能行业面临“产能置换”与“技术升级”双重压力。

（5）群体意识约束：“精神因素”的负作用。

当下，社会群体信心不足、预期下降，集体躺平，社会焦虑等，对经济高效运行关系极大。塌方式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过度问责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威信，从精神层面、意识层面形成负能量，干扰和阻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十五五”发展的核心逻辑与主要应对措施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在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变革支撑、区域竞争优化、非经济因素倒逼的多重作用下，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核心逻辑。

以科技创新突破“卡脖子”瓶颈，以产业变革激活增长新动能，以区域协调释放内需潜力，以改革开放应对非经济约束。

2.主要应对措施。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目标2030年占研发经费比重达10%），建设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平台（如国家实验室体系）。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并重，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以城市群为载体打造“创新极”，以县域经济为节点夯实“城乡融合”。

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治理现代化。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优化营商环境，平衡“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

唯有如此，才能在百年变局中把握主动，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025年12月30日